熟悉著名摄影师王文澜的老朋友一定不陌生。这位中国日报摄影部主任、摄影家协会副主席、全国首批十位肖像摄影师之一，曾用镜头记录下经典瞬间。人们会自然而然地想到他的作品，比如《北京的味道》、《移动的长城》、《名人洞察》、《自行车的日子》等。虽然他捕捉的是普通人的生活瞬间和共同的社会特征，它们在他的镜头中显得如此有意义。经过30年的摄影生涯，我在每张照片中都能找到时间流逝的痕迹。
首届人像摄影十杰王文澜
王文澜比其他摄影师多走一两步。再采取一两步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在客观不利条件下他仍然有自己的想法，并且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努力。所以1978年，《毛泽东之后的中国》问世后，王文澜等人有一种惊讶感：这些都是很简单的日常生活，他们几乎每天都能看到的生活，为什么他们自己不拍下来。表达自己的想法和理解，需要自己思考，思考问题，观察。观察是非常费力和耗时的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很多人干脆放弃了。王文澜是一个喜欢思考事情的人。第一印象是他常常沉默的脸。但他的肢体语言告诉人们他喜欢思考事情。如果王文澜在新疆、贵州或者其他地方工作，他可能会和其他人一样。但王文澜在中国首都北京为中国最大的英文报纸之一工作，这为他提供了很多场景并打开了他的视野。北京为他提供了良好的土壤。
20世纪80年代初，《中国日报》开始刊登大幅图片，而且是普通百姓的生活照片。这些照片不一定是事件或活动的照片。这份报纸及其编撰者与普通报纸不同。只是想知道谁对这些照片负责。就这样我认识了王文澜。在美国，有一项关于报纸阅读习惯的详细调查，数百人接受了采访。让他们戴上追踪眼球的特殊眼镜。我们得出了一个有趣的结论。当人们阅读报纸时，一般人首先看图片，然后是图片旁边的描述，然后是标题，然后是广告。因此，当时的《中国日报》认识到了视觉语言的重要性，这本身就是一个突破，在媒体上与世界接轨。作为一名记者，您依赖很多很多工具。但我很难找到可供参考的图像。王文澜在《中国日报》上的许多照片都是北京人民的生活写照。看他的照片就像看书一样，是非常重要的参考资料。当时没有其他报纸能像他那样理解图片。
王文澜的摄影观随着他对摄影的理解而改变，他更多地转向社会生活的表达。这对于他的摄影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转变。如果把他的摄影分为两个时代，那么他在第一个时代的摄影更符合社会意识形态。后来的时代更多地表现了小人物——小人物的喜怒哀乐，小人物的日常生活，而这才是人生最深刻的东西。王文澜更关注社会中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。正是这样的照片构成了世俗生活的历史。有一种新闻图片是以审美为主的，王文澜的照片就是这样。他的照片中没有特别尖锐的新闻，用我的话来说，有一些相对硬的东西。他的电影其实更感兴趣的是记录他眼中的世俗生活，所以这种照片在中国新闻摄影中可能很特别。这种事情如果仔细看的话就非常有趣了。它超越了意识形态。王文澜不仅是一个摄影师，他还是一个摄影的组织者，他的身份非常重要。
《中国日报》对图片的关注和对图片的判断能力，确实对媒体形象意识的提升起到了重要作用。这在中国媒体发展史上值得一提。中国日报采用大尺寸图片，提高图片质量。从媒体画面认知度来看，王文澜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。王文澜有着北京人特有的幽默感。我觉得他明白了很多事情，但不一定都说出来。与其他世代的人相比，他们身上有一种更坚强的东西。在王文澜身上，这种韧性或许更加内向，难以触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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